袁可立，辽东三袁之一，功高明朝边防，对登莱海上防线有着不可忽视的奠定作用。在其担任登莱巡抚期间，他对当地的军事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七品推官起家，历经四朝元老之臣，被诰五世恩荣之赏。袁可立以清廉著称，为难得的清官廉吏，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等人并列。

董其昌曾赞誉他：“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他处理了许多大案，如“雷鸣案”和“湖州案”。

“雷鸣案”是明朝时期的一件冤狱，是关于三位才华横溢青年秦灯、王士骕和乔一琦被误判谋反的事。他们因招募乡兵御倭而被富户美酒上官举报，并最终在袁可立坚持下平反。这名清正无私的官员，不畏权贵，在面对李涞等人的压力时，也敢于顶住并直言上谏。他还在阉党与东林党之间保持中立，为国家干实事。

明熹宗评价他：“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