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中，农时不仅仅是记录农事活动的工具，它更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把握时令节气的智慧。这种“因时制宜”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和科学观念。从先秦至唐宋，诸多文献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等，都对农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

这些文献中的月令体例，不仅为后世提供了实用的农业指导，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时间管理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天象、物候与人事紧密相连，每个季节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四民月令》被视为中国古代农家月令书之祖，其后续作品，如韩鄂的《四时纂要》，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桂见山的《经世民事录》，丁宜曾的《农圃便览》，都沿用了这种模式，但内容不断发展变化。

除了作为农业历能外，这些文献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一种体现农业民族特点的心理模式。这一心理模式强调顺应自然、平衡社会，是中华文明早期griculture-centric 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一部分。

在这个系统中，没有纯粹时间或空间概念，而是以自我（主体）为中心，将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这一点可以通过金春峰先生关于“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影响的一篇文章来进一步理解。在文章中，他指出，“时间不是直线流逝而是循环往复”，“空间不是无限扩展而是随时间流转”。

这种由物候周期引发圆道观念，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特色之一，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古代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此外，这种宇宙法则与自然规律遵循的人类行为，也规范了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从而建立起典型的地耕作约束机制。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通过其独有的“月令图式”，将世界视角融入到自己的文化内涵之中，并且丰富并推动了传统哲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