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学中，农时不仅用来记录和表达农事活动，更是顺应、把握和利用宜农时令节气的艺术，是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智慧。自先秦时代起，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等文献，就讲述了简单的物候历书。而《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则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月令体例，这些成为后世月令农书，实用性强。《四民月令》开创了中国农家月令书，其后如韩鄂的《四时纂要》，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桂见山的《经世民事录》，丁宜曾的《农圃便览》，都基于此体例发展变化。

这些文献除了具备农业历能外，还展现了一种文化与思维模式，即以农业为中心，将国家政事服从于天地运行，并特别突出了土居中央的地位。图式围绕农业组织安排各种活动，没有纯粹时间与空间观念，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主客观双方有机联系具体时间与空间。

这种由物候、天象、季节变化引发的人类生活周期性概念，是农业民族特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对中国古代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图式中的天地代表生育万物的大自然，其中阴阳五行内容虽然给人牵强之感，但并无神秘色彩，只反映了天地运行和季节转换。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体系中，以十二纪建立一个标准自然社会运行体系，反映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基本关系。这一体系强调秩序平衡和谐，并规范人与人间关系，建立典型农业社会行为约束机制。金春峰先生认为，《吕氏春秋》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 agriculture 文化进步至哲学层次，为统一后的国家政策提供指导思想，与其对科学哲学影响不可磨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 agriculture 民族思维特征已经趋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