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学中，农时不仅用来记录和表达农事活动，更是顺应、把握和利用宜农时令节气的艺术，这便是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智慧。樊志民，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在他的研究中提到，先秦时期就有《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文献详细讲述了农时的重要性。这些文献不仅简单地记录物候历，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月令体例，为后世提供了实用的指导。

《四民月令》，被认为是中国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其后唐朝韩鄂的《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明朝桂见山的《经世民事录》，清代丁宜曾的《农圃便览》等都沿袭了这种体例，但内容有所发展变化。

除了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外，这些文献还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即以农业为中心，将国家政事安排在天地运行之下。这一体系强调秩序、平衡与和谐，并通过这种方式规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建立起典型的人类社会行为约束机制。

金春峰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月令图式不仅是一种科学工具，更是一种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哲学观念的心理模式。他认为，《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系统，不仅是一个时间管理体系，也是一个国家政策和活动指导思想，是这个图式即将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表示这一转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已经由农业文明向文化文明转化，并以此展现他们对世界基本看法，对传统哲学内涵进行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