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

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这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有些地方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一根头儿。如果你偷了一把稻草，那么，就该杀头！这样的“治安状况”，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真是成效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 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小明灯、九尺长辈都能见到的那样的重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不了，不了之。而且在这里，“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时候，就是ldquo;好rdquo;时代，没有之一。

譬如秦始皇发明连坐法，一人犯错，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但是在这个连坐法中，并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而到了那个时候，大概每个人都觉得：“福同享祸共担。”但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他们发现这样做并不好，所以决定调整一下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刘宋高层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广泛调研与研究，最终决定的是：庶民犯罪必须连坐，而世族犯罪则可以免除连接，但如果罪行非常严重，可以让奴婢顶替，以示负责和表达法律面前的正义。

在这个时间段内，还有一种审问方式叫做测量法。当一个被告人因为贪污或渎职等原因被捕，他会被推到一个高1尺低1尺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7刻。一昼夜划为100刻，所以罚站7刻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即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至5天，然后再审。如果他闭口不答，或许几次之后，他们会认为他已经足够体验刑罚而且认罪，从而免除刑罚。但如果他一直保持沉默，不认罪，则继续执行测量法，无限续加。这是一种既折磨身体又考验意志力的审讯方法，它既能够确保公正，又能保护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沉默权。

至于更高级别的人物，他们并不需要接受这样的审问方式，因为外界给他们施加这样的羞辱，对他们形象可能造成损害。不过，如果某位刺史府中的高级别人员涉嫌犯罪，他们不会使用这种公开羞辱性的措施，而是采取断食逼供的手段，即关押嫌疑人在黑屋子里，让其断食，但保证每天至少提供粥汤作为营养补充。如果经过1000刻（相当于40小时）的断食仍然保持沉默，那么便可无罪释放。此间虽然饥饿，但只要心存清白，便可获得平安归宿。而对于那些坚决抗拒，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者，则依然允许继续留任职务，为国家服务，因为国家总是在寻找忠诚和坚定的臣子们。在这里坦白意味着宽恕，而抗拒意味着尊严和回家的机会。在这个时代，被称作智者的人们明白，该如何平衡社会秩序与个人的尊严，以及如何用最轻松的心态面对那些似乎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