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中，农时不仅仅是记录农事活动的工具，它更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把握时令节气的智慧。自先秦至清朝，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月令体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与创新。《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等早期文献以简单的物候历书为基础，而《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则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月令体系，这些体系成为后世农家月令书的典范。

从唐朝到明朝，再到清朝，韩鄂、鲁明善、桂见山和丁宜曾等人都基于《四民月令》的框架，对农事历能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些年表中所展示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其中国家政务与天文运行相结合，以土居中央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个图式系统中，我们看到了时间不是单纯直线流逝，而是循环往复；空间也不再无限扩展，而是随时间变化而转移。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观、历史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这种由物候、天象和季节变化引发的心理特征，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之一，它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内涵。

金春峰先生指出，《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制度不仅反映了一种生活状态，更上升到了国家政策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意味着，在吕书时代，中华民族已经趋向于形成其特有的农业民族思维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不仅是在黄河流域孕育成长，而且其文化特质深植于农业生产之中，为后来的科技发达提供了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