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革命导致的人口爆炸，其规模与人类最初形成时的人口爆炸相比，更加显著。在旧石器时代，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生产力的提升，人口数量也得以增加。据估计，在距今100万年前，当时的人类仅有125,000人，而到了距今5000年的狩猎社会，其人口已经增长到532万人，这一增长幅度达到42倍（见第二章第四节）。农业技术的出现，使得某些地区食物供应更加稳定和丰富，从而促进了更快的人口增长。在距今10,000年至公元2000年的8000年间，全球人口从532万人迅速上升至1.33亿人，与旧石器时代100万年间的人口增长相比，该数值增幅达到了25倍（见图“世界人口的增长”）。

此次人口扩张并非普遍分布，而是具有选择性的特点。正如技术革新中的领先民族其它民族所展现出的优势一样，一些领先于农业发展的种族在人口上也有显著优势。因此，就像原始人类取代了他们的祖先一样，现在农耕者们取代了狩猎者。

这种胜利和取代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当一个村庄实施组合放牧农业后，它很快就会因为逐渐增加的人口压力而感到紧迫。这时候过剩的人口会被分散到周围新的区域，在那里开垦土地并建立新村落。当这些新的区域不适合移民进行开发时，那里原住居民可以作为避难所生存下来。如果我们回顾非洲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广泛分布于那里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的情况，他们被逐渐挤向丛林地带或沙漠边缘。(见图4“狩猎者的后撤”及图5“农人的扩张”。)

除了竞争关系外，还有一种共生关系，如刚果森林区中仍然存在的情形，其中渔猎生活的俾格米人们提供肉类、蜂蜜等产品给耕作生活黑人的换取谷物和铁制武器。这样两个种族能够和平共处，同时保持各自文化特色。

最常见的是当两种群体之间发生通婚融合，并且在新环境下继续繁衍产生混血儿，这些混血儿又迁往新的地方，与当地居民再次通婚融合，最终使得传播到的地方获得全新的种族类型。例如尽管小麦、牛、轮子以及犁具起源于中东，但将这些元素引入中国北部的是纯粹蒙古型移民。而同样，将这些元素由中东传入欧洲，由大草原传入非洲南部时，也出现了类似的迁移与异族通婚过程。（见图3“全球种族分布”。）

最后一次迁移使得农业技术蔓延到全球范围内。而这一系列迁徙最终结果是，将原本占据全人类主要身份群体的地位的大约10000年前的狩猎者，只留下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一千分之一。在职业转变之余，对某个具体位置居住方式的事实性改变进一步推动了一系列对不同地域种族影响极大的事件。此刻地球上的所有六个主要分类——高加索、中亚、黑色、高山印第安、中美印第安、新荷兰——都已成为现代世界观念中的代表。

然而，不幸的是澳大利亚土著由于隔绝于其他文明，所以一直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直到18世纪才被发现。一旦发现，他们遭受了极其悲惨命运。（摘自《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