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普鲁士的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平民中产阶级仍然保持顺从态度。实际上，军队已经成为统治者政策中吸收地主贵族（容克）进入军事机构的一种手段。他们自觉地利用军队来灌输“全普鲁士”情感于各个在克累弗、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前条顿骑士团领地的地主家庭中。由于普鲁士是一个年轻且人为组合起来的领地联合体，这使得最初对其忠诚的情感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需要明显的军事手段来加以强化。灌输的重点内容包括义务、服从、服务和牺牲。此外，军事美德成为了整个普鲁士男性贵族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归因于该国人口数量较少。

例如，在法国，大约有五万名男性成年贵族，但其中只有少数人经常在军队任职。而在普ru·斯里亚几乎所有容克家族都有成员穿着制服。在大选帝侯及其继承者眼中，以地主贵族为主要成员的等级会议，即各地方议会，被严格压制。为了安抚大土地所有者的不满，统治者允许将官职授予在军队中的地主，并允许他们对农民进行无限制支配。因此，普ru·斯里亚君主国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统治者与土地乡绅之间谅解之上的，即后者同意承认统治者的政府，并愿意入伍；但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乡绅继续把自己的农民置于世袭受支配的地位。

农奴制度在东欧国家如同盛行一样，在东普ru·斯里亚，与波兰农民一样悲惨。这导致了一个现象，那些长期管辖农民习惯的人——即容克家谱，可以成为更好的军官，因为他们是在这些习惯中长大的。在法国，则形成了一种不同情况：采邑权利简单变成了财产形式，使资产阶级甚至农民也能合法取得采邑，从而享受领主或“封建贵族”的收益。在Prusia，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拥有不可改变的财产形式，每个阶层被冻结，因此中产阶级难以通过参与土地管理职业进入贵族行列。

总之，没有独立精神的资产阶级。在东Prusia几乎没有什么德国古老城镇；Prusia中的中产阶级并不富裕，其私人财产也不多典型的是文官，他们为政府工作，或担任庞大的王室产业或依赖国家津贴企业雇员或租借人的角色。一直以来，以正直和效率著称的文官系统。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Prusian 中产阶级更加顺从国家，更害怕兵役。

这类特点得到了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期进一步发展，他从1713年至1740年担任国王。他是一位现实主义且粗俗的人，不喜欢任何带有文化气息的事物，他父亲和祖父以及儿子都非常关注这一点。他对花费极其吝啬，将皇家开销减少四分之三。他甚至用两千五百四十七银币举办一次加冕典礼，比他父亲所花费的大量金钱要少很多。他像私人一样监督国家，用破旧的手杖惩罚疏忽市民，一天到晚工作，就像希望每个人这样做。

他爱护他的精英部队，对一切政策都是为了它们服务。他是首位露面并随时出席宫廷活动的第一位Prussian 国王，他重新安排了宫廷礼仪程序，让文官低头向侍卫致敬。他特别喜爱高个子的兵卒，有时候还会成立一个由来自世界各角落六七英尺高男性的特别分队，即彼得大帝送给他的几个亚洲巨汉之一。此外，他创立新的训练方法和演习，还设立了一所培养容克子弟成为未来指挥官学校，并实施新招募制度，每个团都有一定的区域作为指定兵源地区，这样的招募模式一直是最有效的一种。此时，当他登基时，该部队只有四万名成员，但到他去世时已增加到八万三千人。当柏林发展成为十万人口城市，其中两万是兵力，它们比例超过了欧洲其他任何城市的时候，他留给继承人的七百万银币资金（因为实际上并未亲自作战）。

弗里德里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希二世，就是依靠这支力量及那笔资金震惊了整个欧洲。当奥匈帝国查理六世去世后，他女儿玛丽亚·特蕾西娅开始争夺各种权利。大部分欧洲对于她的保证采取观望态度，当其他国家犹豫不决时，弗雷德里的行动迅速展开，无需通知就调动部署进攻西里西亚——霍亨索伦家族曾经提出过古老而含糊要求。这片区域位于奥得河流域，是波希米亚王国内侧向波兰的一部分北临勃兰登堡。当它加入到了Prussian 王国之后，该地区人口增加了一倍，同时增加了工业价值，使得Prussia 成功建立起一个拥有六百万人口及二十万人的精锐部队的大国必须补充说明，如果单纯基于人类成就的话，那么这个小小民族通过辛勤劳动与责任构建起来的一切成就是非凡胜利，是一种奇迹般的小本经营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伟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