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普鲁士的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平民中产阶级仍然保持顺从态度。实际上，军队已经成为统治者政策中吸收地主贵族（容克）进入军事机构的一种手段。他们自觉地利用军队来灌输“全普鲁士”情感于各个在克累弗、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前条顿骑士团领地的地主家庭中。由于普鲁士是一个年轻且人为组合起来的领地联合体，这使得最初对其忠诚的情感并非自然产生，而是需要明显的军事手段来加以强化。灌输的重点内容包括义务、服从、服务和牺牲。此外，军事美德成为了整个普鲁士男性贵族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归因于该国人口数量较少。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大选帝侯及其继承者，对于以地主贵族为主要成员的等级会议即各地方议会实行压制。在某些情况下，以此来平息大土地所有者的不满，他们允许在军队中授予官职，并允许他们对自己的农民进行苛政。此举使得普鲁士君主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统治者与土地贵族之间谅解关系之上，即后者同意承认统治者的政府，并愿意加入他的军队；但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土地贵族继续把自己的农民置于世袭受支配的地位。农奴制在普鲁士就如同东欧其他地区一样盛行。

然而，与法国相比，在东部省份，比如东普鲁斯，农民的情况与波兰农民相同悲惨。这导致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容克（地主）被认为能够成为更好的将领，因为他们是在管理自己的农民习惯中的长大的。而为了维护这一点，一系列法律禁止将采邑售给非贵族人物。在法国，由此形成了一种不同模式，即采邑权利简单转变成了财产形式，其中资产阶级乃至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取得采邑并享受领主或“封建绅士”的收益。

因此，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个阶层都被锁定，不可能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几乎没有独立精神。在东部省份几乎找不到典型的德国老城镇。而对于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商人来说，他们通常都是官员，为政府工作，或是依靠国家津贴或企业收入而生活。这一体系使得文官系统，从大选帝侯时代开始，就以其正直和效率著称。但是相比其他地区，这里的商人对贵族更加顺从，对国家更加忠诚，对武装力量则充满畏惧。

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的文化氛围，最终促进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进一步发展。他本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有着粗俗的人格魅力，他鄙视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物，而他的父亲、大选帝侯，以及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却都十分重视这一点。他非常节俭，将皇家开销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他甚至亲自监督柏林市区，用手杖惩罚违规行为，同时希望每个人也能像他这样勤奋工作。

他尤其关注建设强大的武装力量，使所有政策皆为其服务。他身穿露面甲出现在公众场合，是第一位公开露面的 普魯西亞國王。他重新安排宫廷礼仪程序，将尊敬高个子兵役人员提升至首要位置，并创立特别训练单位由来自世界各处高个子的成员组成，还设立了一所培养容克家族子弟成为未来将校们学校，并推行新的招募制度，让每个团伍拥有固定的区域来源。

随着时间推移，他建立起一支四万人的兵力，但到了他去世时，该数字已增加到八万三千人。当他执掌政权时，柏林的人口超过十万，其中两万名居民是兵役人员，这样的比例可能只存在于欧洲其他城市之中。而且，他留给继任者的遗产还包括七百万银币用于战争经费，因为他本身未曾亲自参与战斗。

最终，它是基于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及这笔庞大的战争经费让欧洲震惊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也被称作腓特烈大帝——当奥匈帝国查理六世去世后，他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试图接管相关权利时，当其他国家犹豫不决的时候，腓特烈便悄无声息调动部队侵占西里西亚——霍亨索伦家族古老而模糊要求过的地方。一旦成功加入普鲁士王朝，该地区人口增加了一倍，其工业价值也增多，使得它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拥有六百万人口及二十五万人的精锐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单从人类成就角度看，那么这个小国通过辛勤劳动和严肃责任获得了胜利，是一种奇迹般创造出来的大国，是通过努力而不是天赋实现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