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如何为学生提供具有现代文明教养和责任感的公民教育时，我们不应忽视西方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宝贵经验。然而，鉴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们必须深入思考我们的学生在接受传统教育之前就已经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媒体如何塑造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是我们设计通识课程内容时需要考虑的问题。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传授，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的培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反思所谓“通识”的真正含义，它是否仅限于知识积累？我们对于通识教育目标的理解又是什么？在我们的价值标准中，哪些是适合现代文明的人类交流与合作？

为了创造一种有灵魂、能够引导未来的“有文化”时代，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通识”定义为知识，而应该将其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其中包含了对人类知识体系各个领域了解、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以及对现代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一般性的能力。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推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而不是单纯依赖专业化或专科化教育。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往往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并且可能导致缺乏创新力和跨学科思考能力。

因此，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及研究所长，我坚信，通过结合西方经验与中国特色来进行改革，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套更加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人文主义基础课程，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学生具备成为负责任公民并面向全球化挑战所需的一切素质。

总之，无论是在儒家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都存在一些内容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精神的，因此，在设计我们的通识课程时，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更新这些价值观，以确保它们能够支持学生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自由平等精神以及对现实世界充满批判性的参与者。

最后，让我强调一点，即使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人都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但最终接受的是一种基于西方价值观念构建起来的心理结构。这意味着，如果人们选择追求现代生活，那么他们必须接受伴随而来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进步和发展成为了许多人的信仰，这也是来自西方的一个重要贡献。如果有人拒绝这种变化，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找二百年前祖先生活方式，那我只能表示尊重。而那些拒绝技术进步并坚持过中世纪生活方式的人们，如阿米希社区中的成员，则被迫独自走向历史角落。

因此，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大环境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且逐渐融合到了国际社会中去。但即便如此，有些人仍然试图回到过去，将官方改革称为“打左灯朝右转”，这虽然减少了改革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那些想要回头却无法停止前进的人，则像挂着倒挡但眼里只有后路一样，他们关于法治宪政的声音背后，却隐藏着希望从传统社会寻找资源以指导未来，从孔子那里获得指引。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困惑，因为它模糊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真实关系，也阻碍了我们正确方向上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