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学中，农时不仅被用于记录和表达农事活动，更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体现，是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原则。先秦时代的文献，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都体现了对宜农时令节气的把握与利用。这些文献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月令体例，成为后世重要的参考。

《四民月令》被视为中国农家月令书之开创者，其后产生了诸多类似的作品，如唐代韩鄂《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明朝桂见山《经世民事录》，清代丁宜曾《农圃便览》等。这些建立在《四民月令》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发展和调整。

除了具备农业历能外，《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的关键在于它们已经凝固成一种体现农业民族特点的文化思维模式。在这一体系中，国家政事服从于天地运行，而以土居中央的地位尤为突出，全图式围绕农业组织安排各种活动，没有纯粹时间与空间观念，而是以自我中心、主客观双方有机联系来理解时间与空间。

这种由物候、天象、农事周期性变化引发的循环观念，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之一，它深刻影响了古代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图式中的天地生育万物，大自然是生育万物的大宇宙，其中阴阳五行反映了天地运行及季节转换，有合理成分可言。

最重要的是，在此体系中，以十二纪建立起一个标准自然社会运行体系，将天序四季、地生万物与人治诸业相结合，反映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此系统强调秩序平衡和谐，并通过规范人际关系来建立典型行为约束机制。金春峰先生认为，这种文化模式极大影响科学哲学发展，是中华传统哲学丰富内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