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学中，农时不仅被用于记录和表达农事活动，更是对宜农时令节气的顺应与把握，是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核心问题。据樊志民，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介绍，在先秦文献中，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等，其中《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月令体例，这种模式后世成为重要的农书，对于指导农业生产具有很高实用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民月令》的开创者成为了后世许多其他类似作品如韩鄂《四时纂要》，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桂见山《经世民事录》，丁宜曾《农圃便览》的依据。这些作品虽然内容有所发展变化，但基本上仍然遵循了原有的体例。

除了其作为历书之外，这些文献更重要的是，它们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思维模式，即将天地万物与农业民族联系起来。这一模式产生于东方中国，是那里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结果。在黄河下游地区，先民们以耕作者的视角观察自然，于是天地万物就被赋予了显著的农业文化印记。

在这种图式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其国家政务都服从于季节变换，而土居中央的地位尤为突出。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 agriculture 组织、安排，并没有纯粹时间或空间概念，而是以自我（主体）为中心，以主客观双方有机联系来理解时间与空间。

金春峰先生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这种由生育变化引起的人类对周围世界认识方式——圆道观念——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它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发展。此外，该图式中的天地也是生育万物的大自然，它反映了阴阳二气消长，以及五行五方五色五音等概念，从而构成了一个合理且有效的心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