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中，农时不仅仅是记录和表达农事活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宜农时令节气的顺应与把握，是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问题。作为中国传统农学的代表人物，樊志民馆长指出，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许多讲述农时的文献，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等，这些文献形成了一种月令体例，该体例后来成为后世月令农书的基础。

这些月令书籍，如唐朝韩鄂的《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明朝桂见山的《经世民事录》，清代丁宜曾的《农圃便览》等，都基于《四民月令》的框架进行编写，每一本都有其独特之处，但内容上均有所发展和变化。

除了其历法功能外，《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反映农业民族特点、文化思维模式。这种以时间为中心，以自我为主体，天地万物相互联系而产生的一种具体时间与空间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还深刻影响了科学技术思想。

图式中的天地，是生育万物的大自然，其运行被分为阴阳五行，其中阴阳二气消长反映着季节转换，而五行则是季节运转指示物。在这个体系中，人治诸业，与天地相参，反映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基本关系，并强调秩序、平衡与和谐，这样的体系规范了人与人间及人与自然间关系，对中华民族传统哲学内涵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