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中，农时不仅仅是记录农事活动的工具，更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和顺应之道。作为“因时制宜”的体现，它是中华农业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等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早期关于农时的记载，这些文献逐渐形成了月令体例，为后世提供了农事活动的指导。
《四民月令》，作为中国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其后产生了诸多仿效，如唐朝韩鄂的《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明朝桂见山的《经世民事录》、清代丁宜曾的《农圃便览》，它们都基于《四民月令》的框架，但内容有所创新。这些文献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还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思维模式，即将天地万物与人类活动相结合，强调顺应自然规律。
黄河流域，被誉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是一个典型的人类聚居区，那里的居民通过观察天象和季节变化，创造出一套以农业为中心的心理图式。这种图式不是简单线性时间或空间观念，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将时间和空间视为主客观双方互动的一致性。这一点在金春峰先生著作中得到了阐述，他认为这种圆满循环观念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在这个体系中，天地被赋予生育万物的大自然角色，而阴阳五行则用来反映季节变化及其相关指示物。这样的体系建立起一个标准化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使得人们能够遵循宇宙法则进行生产，并且规范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间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行为约束机制。
总结来说，月令图式不仅是一个日历系统，更是一个哲学思想，它揭示了中华民族从农业到文化转变过程中的智慧，也表达了他们对世界基本看法，对传统哲学内涵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也意味着，在吕书时代之后，这种农业民族思维特征已经趋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