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尽管朝臣帮助皇帝处理政务，但皇帝很难完全信任他们；至于宗室，更是手足相残的常态。唯有宦官深得皇帝信赖，因为宦官群体的特殊性使他们只能忠诚于皇帝。

宦官不会削弱皇权，他们只会在皇权强大时跟随而存在，因此，不论唐朝宦官专权多么严重，皇帝仍旧对宦官倾心不减。而朝臣、宗室外戚的行为为宦官掌握大权提供了良机。

唐朝晚期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期间，宦官利用军权和宫廷地位发动了二王八司马事件等，对南衙造成重大打击，使其甚至失去了立新君的大力影响。

因此，外戚绝非可靠之选，只能作为平衡宫廷政治的手段。在缺乏外戚的情况下，皇帝只能依靠宦官，而这恰恰促进了后者的势力扩张。

唐朝二十四位君主中，有寥寥几位嫡长子顺利继承 throne，大多数则是凭借武力夺取位置，这导致了国家动荡不安。由于长期居住内宫且掌控一切事务，宦 官们拥有极大的便利和影响力。如果他们通过拥立新君增强自身地位，在混乱的局面下，这种依赖只会加深。

仇士良曾侍奉六个不同君主达20余年，他虽然遭到许多批评，却始终未被罢免。这是因为他擅长运用“固宠术”，让自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技巧包括满足皇帝的情感需求，让他沉浸于享乐中，从而无法离开他。此类“固定”手段使得反对他的声音减少，让他稳坐钜帐房之巔。他利用这种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地位，为的是确保自己的重要性和安全，同时也间接地保护着自己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