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下半叶至今，武侠题材小说的创作极度繁荣，蔚为大观。若要考察它在小说史上的源流，则必定追溯到唐传奇。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文采与意想”皆有可观[1]，被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高峰，而“豪侠”正是唐传奇三大表现题材之一①。中晚唐时期士人对豪侠题材产生浓厚兴趣，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豪侠形象，留下不少传世佳作，并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唐传奇中的豪侠群体作类型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线索是“武”与“侠”的合流与分异，从这个层面看，唐代豪侠小说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是“武”、“侠”内涵分合变化，为后世武侠文学创作多样化可能性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一、从先秦两汉时代到唐代，“武”与“俨”的概念和外表之滥觞

人们习惯将“武艺”和“俀客精神特质相提并论，但其实各自含义不同。“武艺指的是技击本领，是工具和手段；而‘俀客’是一种精神特质，是一种行为姿态，有这种精神，以这样的姿态行动的人亦称为‘俀客’或‘游勇”。其概念最早出现在韩非子的《五蓍》中，他认为俀客是带剑者，他们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这虽然剑作为武器已伴随俀客初露端倪，但无论是韩非、司马迁还是班固都并不注意这个，他们着眼的是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诚"、“振穷周急”的精神，为赴士之困厄不惜时扦当世之文罔”，或者如班固反面评价的"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 的自掌正义姿态。

《史记》、《汉书》为游勇立传，无论是卿相之游勇如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或布衣之游勇如朱家郭解剧孟等，都未见何过人创功。最著名的游勇荆轲刺秦场面绝非如电影《英雄》中那般眩目，不过是在普通人之间的一场搏斗：“左手把秦王袖子，一手持匕首椹他。” “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Qin Wang拔剑以击荆轲，“断其左股，”事遂不就。此故陶渊明叹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没有真实技巧却被推崇为最上品神勇的人，只因荆轲具有舍生取义，无所畏惧的心胆气和精神。不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对精深剑术描述得很详细。但白猿与越女比试剑术，却只是简单描写了越女一人的能力，没有任何关于她的背景故事。这说明，在先秦两汉时代，“青少年们对于那些以英俊潇洒、高尚情操著称的人物充满了向往，因为这些人物代表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

二、中晚唐时期从哪些方面来看待及理解这一转变

在中晚 唐时期，这些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在这期间出现了一批作品，如《谢小娥传》，刻画了一批轻生死重然诺爱惜名节鄙弃财禄的情状。而柳毅只是一介儒生，即许俊(《柳氏传》)、冯燕(《冯燕传》)、古押衙( 《无双传）)，也都是没有神奇本领常人的儒生，他们为人排忧解难靠的是胆气精神，不靠真正技艺。

综上所述，可知先秦两汉时代，“俈客并不涉及技术问题，它们更多关注道德修养和个人品格”。但到了后来的几百年里，由于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作用，使得人们对于能力建立起新的认识。这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更晚近的小说作品里，比如像林庚先生那样强调文学艺术性更加突出的作品，它们更加侧重于展现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如何应对各种挑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技能展示。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从前后的发展来看，可以发现一种趋势，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同时也伴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大幅度改变，上述几个不同的阶段都反映出了作者对于如何定义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物形象（即那个时候社会普遍认同的一个角色）的不断探索。在每个阶段，都有一套标准，用来评判一个人是否符合某个特定的角色规范。而且，每一次这样的评判都离不开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大背景，也就是说，每一次审视都会根据当前社会生活状态去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