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1385年）四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这场风暴不仅震撼了当时的政治界，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贪污问题的认识。

人称他为“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其实质并不简单，它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元朝末年的官僚机构极为腐朽，对于明太祖而言，这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倡廉洁，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另一方面对于官吏犯法特下重典，以吓阻官吏贪污。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高级官员如赵瑁、王惠迪、王志和麦至德也被牵连，他们与郭桓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这场清洗，不仅仅是对这些个人的打击，更是一次系统性的整顿。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即使是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也会有一种无形之中的压力，让每个人都感到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

然而，这样的过度重典也带来了另外一种后果：不少无辜的人蒙受不白之冤。随着事态发展，最终导致全国百姓对此案非常不满意。为了平息民怨，将审刑司吴庸杀了，并称折算赃粮实有两千石百多万石，“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这种做法虽然能够暂时安抚民心，却也让人感叹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不多！

总体而言，《明史·刑法二》记载郭桓案的起因时，说：“古往今来，大臣出卖国家以图私利者，比比皆是。但要把整个国家财富都给自己拿走，还能做到的事情，那真是难上加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也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思考，是关于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去约束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个体，以及他们可能犯下的错误。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都值得我们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