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夜以继日的繁忙，奏折不断地从前线送来，不是说这里被人背后捅了一刀，就是说那里遭受了打击。久而久之，这让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挫弱，他开始不再相信自己能赢得战争，直到曾国藩的崛起改变了局面。湘潭大捷开启了庆祝的炮声，然后是岳州、城陵矶和武昌的捷报接踵而至，让人几乎感受到应接不暇的情景。这一时期，就像是历经千年的倒霉，似乎即将转运。

尽管曾国藩在出任时有明确表示，在守孝期间不会接受奖励或职位提升，但咸丰仍然授予他署理湖北巡抚一职，并赏给他花翎。署理湖北巡抚的原因，是考虑到曾国藩尚未守孝完毕，一旦守孝期满，他可以代理这个职位。但仅仅七天后，咸丰又急切地撤回了这一任命。这次戏剧性的转变发生在一次君臣对话之后，这次对话中，有一个军机章京彭蕴章作为谈话的一方。他虽然不是军机大臣，但是一名专门负责抄写文件的人物，对于参与机要工作，他们也被称为“小军机”。

于是有一句：“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一个老百姓罢了。”这句话简单却直接，让咸丰脸色大变，他沉默良久。很多人将咸丰防范的心理归因于“满汉藩篱”：曾国藩是一个汉臣，他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掌握着兵权，对于满族皇帝统治下的王朝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其实很多时候忌讳谁并不只是因为出身问题有关。在康熙时期的鳌拜（满八旗），雍正时期的年羹尧（汉八旗），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人物，而岳钟琪这样的下场则更惨淡。由于他是汉臣，所以人们想着要给予对方困难，那些清代皇帝也是太小看这些现象了。在曾国 藩之前，江忠源追根溯源，也是一位手握兵权的大将，不同的是江忠源主要扮演的是武将角色，而曾 国藩则具有领导全面的能力。当曾 国 藩举办湘军的时候，即使有个湖南帮练大臣的地位，其实是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这样庞大的力量，为何能一下子拉起如此大的组织呢？如果让他长期掌控湖北省份，又会担心他会不会像秀全一样成为叛乱分子？

在这种内乱频繁的情况下，要趁机跳出来自立为王的人估计不计其数，都足以让你防备无效。复杂多变的人心难以预测，是谁都无法言说的，因此咸丰就对曾 国 藩持有保留态度，而且这种心理持续存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消除。此种情绪与疑虑一直伴随着他的决策过程，使得即便拥有如同纳兰性德那样的才华与抱负，也难逃被怀疑甚至排斥的事态发展，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而当我们反思历史，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理解那些深藏于文字间、流露在政策上的复杂情感，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时代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