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起那些声震天下的别动队，它们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集结，还是政权的延伸，警力的支撑，宪法的执行者和特务的化身。康泽曾形容它们如同“万应如意膏”，无所不能。它首先是一支强大的军事组织，在鼎盛时期下辖五个纵队，控制着2.4万名队员和三个师的正规军，还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有一次一个中队就击退了方志敏部队的一个师。

然而，它也是一种政治实体，在江西和鄂东地区几乎是“军政府”的化身。在这些地方，它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以及民兵组织，对近千万居民进行生杀予夺之权。而其势力还扩展到了贵州和四川，大部分地区由别动队操控，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它在广泛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参与县政府工作，有时候中队长甚至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负责监视民间活动、整顿军纪，并掌握交通运输。南昌行营明文规定，便衣特务总数约8千人，他们有调动当地正规军一连兵力的权限，可以使用公私车辆进入任何场所。这类特权在江西得到了切实保证。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剧院，一些别动队特务因争夺座位大打出手，但后来那副官因为“违反纪律”被撤职；另一次，由于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双方发生冲突，蒋介石亲自干涉并训斥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形象一直伴随着“御林军”、“监军”，即使它被称为“见官大一级”。即便是在抗战爆发后，被改编成新的部隊仍然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别动队，这些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持有各种迷惑。一方面，这个团体推进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其渗透至贵州与四川等地，使得八年抗战才获得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短暂5年的历史里，该机构以饶省为中心建立了上百个集中营，以残酷手段处决数十万人。当1958年修建水库时，一些省份工人们在山野中挖掘出的骷髅及白骨上留下火烧刀砍痕迹，其中一些黑洞向天空仰望。

在短暂5年的历史里，这个团体既是秩序与春耕扶助的一面，也是令人窒息血腥与大量死亡的一面。始作俑者康泽，也有褒扬他同时也有贬损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