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圣·保罗，生于公元前4年至64年间，是耶稣的同时代人，但比他年轻。我是新教发展中的重要先驱者。在所有教作家和思想家中，我对教神学的影响尤为深远，持续影响着千余年的历史。

我的出生地是西里西亚的塔瑟斯（今土耳其境内），我虽然是一名罗马公民，但却具有犹太血统。早年我学习了希伯来文，并接受了完备的犹太教育，还掌握了帐篷制作的手艺。青年时期，我前往耶路撒冷，在一位杰出的拉比迦马列老师下苦读。

在耶稣被处死后，作为基督徒的一员，我曾参与迫害信仰异端。但一次在去大马士革的旅途中，我似乎听到耶稣的声音，这次经历改变了我的宗教信仰。这标志着我从一个反对者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宗教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在余生中，我致力于思考和撰写关于这个新宗教的问题，并广泛传播这一信仰。我不仅成功地将此信仰传播给非犹太人，也因此而被称为“非犹太人的使徒”。没有任何其他人对这场运动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回归耶路撒冷后，我遭逮捕，最终被送往罗马接受审判。然而，我们不知道这场审判如何结束，也不知我是否离开罗马。但最终，在64年左右，或许是在罗马附近，被处以死刑。

我的贡献对教会发展起到了三重作用：首先是我作为传道士取得的大成功；其次是《新约》重要部分著作；再次是在构建教神学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新约》的二十七部书籍中，有至少十四部被认为是我所写作或直接参与创作。这份成就让现代学者都普遍认同，而即便现代研究表明其中四五部实际上可能由其他作者创作，那也体现出我在《新约》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对于教神学而言，无论是关于耶稣神性、受难救赎、通过信仰获得解脱还是原罪说等主题，都无疑是我留下的宝贵遗产。此外，由于遵守律法并不能带来救赎，所以我坚持认为改信的人不需要遵循摩西律法中的饮食限制或礼拜方式，不必行割礼，这一点与当时许多领袖产生了严重分歧，如果他们占据主导地位，可能会阻碍本 教迅速扩散到整个帝国范围内。

尽管未婚生活，对女性观点以及她们应有的位置等议题上的看法激发了一些争议，但这些思想已经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的心理结构。正如提及：“沉静学习”、“顺服”、“沉默”，以及“亚当造物”的观念，这些都是基于那个时代共同认可的事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背景下，耶稣并未直接提出类似观点。

总结来说，从一种犹太派文化转变为世界性的宗教组织过程中，没有谁像我那样扮演关键角色。而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其中心思想，如神性与唯有通过信仰才能得到释放的概念，为一切随后的神学家提供了基础，无论是奥古斯丁、阿奎奈、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都深受启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那些通常认为更核心人物——如基督本人——但这样的评估显然过于夸张，因为确实没有谁能够匹敌基督的地位。而且，就连那些极端推崇者的说法也不足以掩盖我们对于他的真实价值和贡献所达到的共识：作为全体基督徒心目中的伟大先驱，他塑造出了一个永恒不朽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