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国民政府面对来自华东和华中的双重威胁，不得不迅速撤至武汉，但武汉再次证明自己无法阻挡敌人的进攻。

随后，中央机关继续西迁，进入四川盆地。在历史的大幕上，这一转变似乎预示着唐朝时期玄宗帝逃往四川避安史之乱的情景。但不同于过去，当今的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将临近的重庆定为陪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千年的重庆拥有了成都是没有的优势？

首先，从现代战争的地形防御角度来看，重庆作为山城，其立体性更有利于防空。而在当下的战争环境中，一座平原城市如成都，在遭受轰炸时其受损面积过大，将导致伤亡增加。此外，由于长江沿岸城市如重庆具有天然屏障，它们能提供更多机遇以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

其次，从基础设施完善度而言，重庆与成都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二者间缺乏铁路交通，使得物资运输变得困难尤甚。当时国家要迁移大量文件档案以及军需用品，对此类紧急迁徙要求高效且可靠的物流系统。在这方面，只有位于长江沿岸、交通便利且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重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最后，为维持全国人民士气和信心，是另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历史上，每当中央政权选择成都作为政治中心，都伴随着割据一方或偏安一隅的情境，如明末张献忠、蜀汉刘禅及唐朝李隆基等。如果当今也采取相同策略，无疑会引发民众对于政府应对挑战能力所怀疑。而选定远离传统偏安点的地方——如19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选定的陪都——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担忧，并强化公众对于抵抗侵略决心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即使从各个角度考虑，如果非要找出1937年之后为什么蒋介石先生没有选择成都，而是将陪都定在了最近相邻但又如此不同的地点——即被称作“天府之国”的新兴都市，那么答案无疑在于那些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历史留给我们的痕迹：从山城的地理优势到更加完备的人口基础；从现代战争环境下的防空需求到加强国内外影响力；以及最终还是为了坚持民族独立自由自主斗争的心灵支撑。不论是如何评价这个时代，也许只有站在这样一种深刻理解之下，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那段遥远而又近似同时发生的事实背后的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