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的激烈交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军队都有着重大的投入和撤退。随后，上海在1937年11月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南京作为接下来的防御要地，从地理上来说已经显得无险可守。在面对来自华东和华中的两翼包围的日军时，国民政府迅速转移至武汉，但即便如此，武汉仍然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

紧接着，在短暂停留于武汉之后，中央政府不得不继续西迁进入四川盆地。这一过程似乎再现了唐朝玄宗逃避安史之乱的情景，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那么成都很可能成为新的指挥中心。但实际情况却不同，这次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将临近的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

那么相比于唐明皇和刘禅更加钟爱的成都而言，与千年之后重庆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总结起来，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重庆是一座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上述优势变得尤为重要。由于缺乏现代化设备与防空设施，过于平坦的地形使得成都在遭受轰炸时难以承受损失。而重庆周遭险峻的地形则增加了敌人的进攻困难，并且能够部分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二者之间没有铁路连接，使得物资运输成为一个巨大问题。当南京沦陷后，一批文件档案和大量军需物资跟随国民政府西迁。而这些物资最理想的运输方式是铁路或水路，从南京向上游抵达武汉之后，又发现这里不能长期驻扎，因此继续沿江西逃。此刻，在四川盆地内仅有的两个城市就是重庆和成都，其中前者位于长江边，可以通过船只进行货物卸载，而后者距离岸边还有500公里，而且当时还没有从重庆到成都市区间交通工具，再加上时间压力，这使得将物资从重庆转运至成都不仅条件艰难，也完全不切实际。因此，无疑，在基础建设方面，即便是在同一时代，其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差异。

从士气与民心角度考虑，更重要的是不能让人们产生偏安一隅、等待救赎的心态。历史上的每一次定居在成都是割据或偏安，如明末张献忠，或是蜀汉刘禅，以及狼狈出逃如唐朝李隆基。不论如何，此刻正值抗日战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如果中央政府选址决定引发类似的联想，不仅会削弱人民对国家领导层信任，还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社会动荡。而把首府设立在能让人们感受到国家坚强抵抗力量的地方，就能够维持他们对于胜利希望的一致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蒋公最终选择了位于长江边缘、背靠大巴山、控制四川盆地门户的大城市——重庆作为新首府所在地。事实上，比邻长江水域的大城市虽然遭受极度破坏，但其影响力及作用远超过任何地方性的抵抗，它成了八年漫长抗战中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让“重慶”这个名字永远铭记在历史书页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