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无法长期抵御日军的进攻。

中央政府随后西迁至四川盆地，历史仿佛重演，如同唐玄宗逃避安史之乱，但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将重庆定为陪都。这次选择与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的情感相比，有着不同的考量：

重庆的地形具有优势。在现代战争中，它作为山城更具防空能力。与平原城市成都相比，在没有现代武器的情况下，重庆更能提供防御力度。而且，由于其周遭群山多样，可以增加敌军进攻难度，同时弥补中国方面制空权不足的问题。

重庆的基础设施完善，并且当时它与成都之间缺乏铁路连接，使得物资运输更加困难。国民政府带走大量文件和物资时，只有船运可行，而从南京到武汉，再到四川盆地，这些都是通过江河进行，不可能直接由成都接收这些物资。此外，虽然两座城市交通条件差异不大，但重庆位于长江沿岸，更适合水路运输，而成都市区则需要额外转运时间。

从心理角度考虑，为维护国家士气和民心，大规模遷移中央机构必须在一个既安全又能够展示决心的地方设置立足点，以避免被认为是在“偏安一隅”。因此，将中心设在重庆而非成都是为了显示决心、团结民众，以及传达抗击侵略者的坚定意志。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战略、经济还是心理层面，都证明了国民政府在关键时刻选定重慶作为陪都，是一项基于深思熟虑后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