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的硝烟未散，中日两军交锋三个月余，上海于1937年11月沦陷。南京，在地理上已无险可守，国民政府仓促撤至武汉，但武汉仍难挡敌军之势。中央遂西迁四川盆地，与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相似，但成都未被选为指挥中心，而是重庆确定为战时陪都。

那么，与唐明皇和刘禅对成都钟爱的情形相比，重庆在千年后有何优势？总结如下：

重庆山城，更适合现代战争防空。现代战争中，不再是单纯的冷兵器时代，而是机动性强、空袭频繁的条件下，成都是平原易受攻击；而重庆山城则增加了进攻难度，对轰炸也更具抵御能力。

重庆基础设施完善且交通便利。在紧急迁移的情况下，只有铁路和船运能快速物资转移；然而，当时成渝间无铁路，加上距离长江500公里以上，再加上当时交通工具限制，使得从重庆到成都的物资转运不仅条件艰难，而且时间充足。而作为一座城市功能较为完善的地缘政治要点，以及其作为长江沿岸与大巴山背靠的大型门户城市，也让它成为保障四川盆地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民心士气着想，中央政府不能给国人偏安一隅的心理联想。历史上的每一次定都于成都是割据、偏安或狼狈出逃的情景，这可能导致民众失去信心。如果选择偏安如刘禅一样，则可能引起人们将当前形势与历史上的失败模式联系起来，从而影响整体士气。而蒋公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激烈抗争，因此选择稳固的重庆来展示决心与希望，以此增强全国人民对抗日胜利信念。此外，由于重慶位置重要，其影响力不仅限於長江流域，还波及其他地区，为抗战提供了坚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