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因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被迫撤退至武汉。但武汉也无法长期抵御日军的进攻。

中央政府随后西迁至四川盆地，历史仿佛重演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的情景，但成都并未成为指挥中心，而是重庆被定为陪都。这次选择背后有着三大原因：

重庆的地形优势明显，在现代战争中更具防空能力。与平原城市成都相比，山城重庆提供了更多的防御潜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这种立体化结构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有效减少敌机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

重庆拥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当时二者之间没有铁路，这使得从重庆运送物资到成都变得困难不说，而且时间紧迫。此外，从地理上看，重庆位于长江沿岸，可以通过水路快速输送物资，而成都是远离河流，有助于保障国民政府的补给链。

政治考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史上各朝代选择成都作为首都往往伴随着割据、偏安或狼狈逃窜的情景。如果当时决定将国民政府定在这样一个“偏安一隅”的地方，不仅会影响士气，也可能引起公众对中央政府信心不足的问题。而将其设在较为安全且容易辐射影响力的重庆，则能够维持人民对抗日斗争的信念，并保持国家的一致性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