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夕，淞沪会战激烈地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军队投入了大量兵力，最终1937年11月上海陷落。随后仅几百公里外的南京，在面对来自华东和华中的两面夹击的日本军队时，无奈地失去了防守的地理优势。国民政府仓促撤退至武汉，但这座城市仍然无法阻挡日军的进攻。

之后，中央政府再次西迁四川盆地，其行踪仿佛重现唐玄宗逃避安史之乱的情景。在历史的大幕上，如果一切顺利，成都有望成为新的指挥中心。但是，这一次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将临近的重庆定为战时首都。

那么，与唐明皇和刘禅所钟爱的成都相比，何以千年后的重庆能夺得这一重要位置？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重庆是一座山城，而成都是平原。在现代战争中，前者提供了更立体、更便于防空的地形优势。在冷兵器时代，即使是大刀长矛，也难以从天而降攻击，因此成都是理想之选。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这些优势消失了。而重庆则因其周遭险峻的地形，可以增加进攻难度，并且在中国方面缺乏制空权的情况下，为城市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重庆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比起成都更加具备物资转运和供应链支持能力。当南京沦陷后，不仅有海量文件档案跟随国民政府西撤，还有大量军需物资。这一紧急迁徙不简单，而且当时交通工具最优化的是铁路与船运，从南京到武汉，再到四川盆地内，只有重庆具有直达江水边口岸，可以迅速卸货。然而，如果这些物资要从重庆转运至成都不仅条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时间限制。因此，当时基于交通与基础建设两方面考虑，对比二者的差异显著。

为民心士气着想，同时也需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如果中央政府选择偏安一隅，如蜀汉刘禅那样，那么就可能引起国内外对于未来局势悲观情绪。而抗日战争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冲突阶段，一旦给人留下偏安或狼狈出逃的印象，将极大打击人民对国家领导层信心。此刻若国民知道有一支中央力量坚守抵抗，就能让人们相信还有希望存在。事实上，以长江附近位置知名的事实证明，由此形成一个辐射范围广泛的地方性中心，使得这个城市在八年的艰苦斗争中获得历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