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线，淞沪会战的硝烟未散，中日两军交锋三个月余，上海于1937年11月沦陷。南京，在北方的威胁下，如同瓮中之鳖，无力抵御来自华东和华中的双重夹击。国民政府仓促撤退至武汉，但这座城市仍无法挡住日军的进攻。

随后中央政府继续西迁，将目光投向四川盆地。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历史似乎再现了唐玄宗逃避安史之乱的情景。如果一切顺利，成都或将成为指挥中心。但现实总是充满变数，这次国民政府并未选择成都，而是选定了临近的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那么相对于唐明皇与刘禅对成都情有独钟的一千年之后，为何重庆能成为陪都呢？总结起来，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重庆的地理环境更适合现代战争条件。在现代化战争背景下，不再仅仅依赖城墙和土木防御，而是在天然屏障——山脉——基础上构建起一道坚固防线。成都是平原地形，与现代战争中的机动性、空袭等新要素不符；而重庆则因其山城特性，更易于应对这些挑战。

重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占据优势，并且由于当时没有铁路连接，从重庆运送物资到成都显得更加困难。此外，长江沿岸的位置使得船运成为重要通道。而从南京撤退至武汉，再转移至四川盆地内只有重庆和成都两座城市，其中之一必须承担更多物资转运压力。考虑到交通条件和时间紧迫度，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可见为什么中央政府偏好选择了更具可靠性的重庆。

从民心士气角度考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关键的是保持人民信心。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抗日战争正值高潮期，每一次失败都会加剧人民的心理恐慌。如果中央政府被认为是在寻求安全庇护所，那么这样的形象将严重影响公众信任。而选定较为偏远但具有坚固防御能力的地方如重庆，则能显示出决策者的勇敢与果断，使人相信即便面对极端艰难局势，也能够团结一致抵抗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