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然而，在清朝，这种情景却显得格外寂寥。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为国尽忠至死。但翻遍历史，却不见一个王爷或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总兵为之举枪，饮弹身亡。

《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了区区八人，他们是张传楷、孙方楷、王乘龙、赵彝鼎和施伟等。其中最堪玩味者，是第一，无一天子脚下之人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的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其时所谓进士者，即属积轻之势矣。”

尽管如此，也有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如梁济和王国维，他们选择的是以死效忠大清王朝，但这样的选择并非初衷，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在宋末，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大量官员和百姓纷纷投水而死。而在南宋末年，当元军逼近，有些将领宁愿与皇帝一起陨落于海中，而不是降敌。此类情形，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一往无前地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