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反思国民性。江湖文化沉淀之深厚，体现于“武侠癖”。中国人崇拜武侠闻名世界，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功夫电影更入好莱坞。要理解中国人偏爱武侠，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无武侠崇拜。

有解释认为，“武侠是英雄”，误解甚远。英雄指如孙、吴、霍、卫、岳、戚文林，则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维护规则。这界限关键，是非江湖与江湖的分水岭。

枭雄为宋晁韦岳不黄金许等，他们没朝廷发饷，不出粮，而靠自己巧取豪夺。这也重要，是第二个要点，是靠抢而非劳动。文学早有默认分类：前者是英雄故事，后者是豪侠故事，每流派各受众。

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混淆界限，其实不然，只说明枭雄可转换，并无绝对界限。放弃打家劫舍皈依正统，便是王侯，可自称英雄，如刘朱等。

另一种解释，说国人崇尚暴力，对枪杆子出政权顶礼膜拜，这话沾边却不靠谱。论暴力秦始皇成吉思汗李世民皆领袖，但与武侠无关，他们创立制度的家，而非体制外的江湖豪杰。

武侠文化母体是江湖，以“侠”次于“武”，合为拥有高手的客。此即游离体制外实力人物，探寻其根源需从儒教正统偶像忠义英雄到江湖偶像 武侐开始考察。在明清以降，“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渐变只剩下了“ 武 ”和 “ 义”。此二字立足在一片混乱中形成了两样法宝——拳脚功夫加上义气，为立足在这片荒凉土地上的两样法宝。

一般将江湖分三教九流，上上等便是那些精湛技艺悠游自在，有模有样的华丽门庭若市的真才实学高手；下下等则是在风餐露宿食不果腹漂泊流浪者的百姓们。而这些百姓们对他们所向往的人物——那些行走在社会最底层但又能飞扬跋扈的人物充满了羡慕之情，这便构成了他们对那群精英阶级的崇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 武器癖”。

这份独特的情感对于深陷生活灰暗的小人物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逃避现实痛苦的手段，使得他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梦想找到个人价值和存在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认同这种生活态度，所以这种态度就被传递给更多的人，最终成为了一种普遍接受的心理状态，即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追求那种自由自在地行走社会，无拘无束地挥洒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而不是被束缚在固定的角色和责任中无法挣脱出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写作都属于泛滥货色，有些作者境界直逼思想大师。此并非开玩笑，在许多中文教授眼里，都持有一种轻视甚至鄙视对待这些作品的心态。但华罗庚曾经这样说过：“这是成年人的童话。”尽管褒义表述，但背后蕴含着极其深刻的事理，比如揭示近代历史上如何颠覆古典制度造成系统危机，如金庸的小说《鹿鼎记》中的某些情节，就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与鲁迅《狂人日记》的敏锐性相当接近。他笔下的主人公韦小宝，以一个从横冲直撞到飞黄腾达的命运线条描绘了一幅关于现代中国社会轨道失序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荒诞性质的问题，让读者面临着难以置信且让人震惊的事实：当一个国家或社会完全丧失了原有的秩序与规范时，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野蛮而不可预测，同时整个国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充满了迷雾与幻觉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那个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