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地方的实际情况——人户、田土、物价——几乎无法深入了解。晚明时期，这个国家的商业经济虽然发展了一些，但与宋代相比，它仍然显得迟缓，被誉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然而，即便如此，明朝在商业化方面远未达到宋代那样的水平。在整个明代，“铸钱当不出千万贯”，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币量。这意味着尽管经济有所增长，但它并没有带来对货币流通的真正改善。

政府面对社会日益复杂的问题，却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便转而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以此来应对这些挑战。从现代角度看，明朝本应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等，以此来解决问题。这种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一个高峰。

由于文人的影响力巨大，整个帝国都被包围在文人的价值观念中，每件事情都要以道德伦理为准绳，这种以道德立国的方式，使得虚伪和不切实际变得普遍存在。这正是明朝全面放弃了技术，用道德替代法律必然产生的一系列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