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显然落后于周遭的诸侯国。邻近的魏国更是以其强盛之姿，从秦国夺取了河西一片领土。公元前361年，新君秦孝公即位，他决心发起图强，首先是搜罗人才。他下令：“无论是本土之人还是外来之客，只要能为我国家富强而出力，便可封官。”这番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华的人才。

其中，有一个卫国贵族公孙鞅（后来的商鞅）因得不到重用，在卫国内部流离失所，却被他人介绍到秦孝公面前。在与商鞅会谈时，商鞅提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重视农业，并奖励将士；为了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制定赏罚分明的法度。有赏必罚，让朝廷树立威信，再加上改革便易如反掌。”

尽管如此，秦孝公在即位初期因为担忧反对声音太大，最终决定暂时搁置这些改革计划。但两年之后，当他的权威稳固后，他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并委托他负责制定和实施改革方案。

然而，即便赏金提升至五十两，也未能激发民众行动，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个开玩笑的话题。一名勇敢者最终站出来，将木头独自搬至北门，并获得了应有的奖金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这件事迅速传开，使老百姓认识到了左庶长命令的严肃性。

随着这个事件，一系列新的法令开始实施，这些法令规定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依赖军功，而不是家族背景或财产。此外，对于那些生产粮食和布帛多余的人员免除徭役，而懒惰或因贸易而贫困者则被处罚成为奴婢。这一系列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并增强了军事实力，不久之后秦国成功攻打魏国，将其都城安邑收入囊中。

再次通过实行第二次变革——废除井田制度、开阡陌以及建立县级行政单位—商鞅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同时，他还推动迁都咸阳，以便更好地向东扩张。但这一连串的大规模变革自然也激起了巨大的反抗力量。不仅如此，即使是太子犯错，也无法逃脱法律惩罚，最终导致一些保守派贵族臣子接受新体制。

经过十年的努力，秦国确实变得日益繁荣昌盛，其影响甚至震撼到了周天子的程度，使得他们不得不送祭肉致敬并封予“方伯”。其他诸侯也纷纷向秦表示贺礼。而魏国则不得不割让土地并迁都至大梁。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是那位曾经被迫离开家园的卫國貴族——後來的大將軍商鞅，用他的智慧與勇氣，为一個曾經處於劣勢的小邦開啟了一個強盛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