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的历史背景下，袁可立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正义感，为明朝边防事务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辽东三袁之一，他不仅是登莱海上防线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还在登莱巡抚期间，推动了当地的军事经济发展。从七品推官起家，袁可立历经四朝帝王，与“四朝元老”并肩作战，被赐予“五世恩荣”的殊荣。他以清廉著称，与文天祥、司马光等名宦祠中人齐名。

董其昌赞扬他：“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这说明他是一位既有才华又有正义感的人物。

在苏州任职时，他处理了许多重大的案件，如“雷鸣案”、“湖州案”。其中，“雷鸣案”涉及三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他们因与富豪之间的矛盾而被错划成谋反罪名。虽然最终他们获释，但其中两人已经去世，只有乔一琦幸存，这个事件因此得名为“雷鸣案”。

袁可立是一位敢于挑战权贵，不畏惧压力直言上谏的大臣。在石昆玉太守遭李涞陷害之际，他站出来为石昆玉辩解，并撰写了一篇批评李涞的手稿，在公堂上大声诵读，使李涞羞愧辞官。此外，在阉党和东林党间激烈斗争时期，他保持独立，不参与任何派系活动，为国家干尽心力。在镇守登莱期间，也因为与总兵毛文龙产生分歧而选择离去，这些都展现了他的高洁品格和对国家忠诚。

明熹宗曾评价他：“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这一评价充分体现了 袁可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