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鼎盛时期，节度使制度被推广至帝国内部，这一制度赋予了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广泛的行政、军事和经济权力。虽然这项制度起初为帝国带来了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埋下了安史之乱乃至整个大唐帝国衰败的种子。

首先，唐朝庞大的领土面积迫使中央政府采取间接统治的手段。为了维持对远离中央的大片领土的控制，大量设立了都护府和节度使镇。这些地方长官不仅拥有管理当地民众和资源的权限，还能有效防止叛乱，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其次，大唐帝国长期战争导致补给线拉长，加剧了前线部队面临的问题。此时，设置各地守备堡垒或将军队迁往边境进行军垦，便于自给自足并减少后勤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节度使们能够协调物资供应及调动，以及鼓励农民开垦土地来满足军需需求，同时向中央政府提供税收。

然而，在晚期，当中央对地方管控力弱时，节度使制度逐渐发展成一个既能保障前线需要又能确保后勤供给的一体化机制。这一制度具有双重性质：它有助于维持国家秩序，也可能滋生独立倾向甚至反抗中心政权的情况。

此外，大唐盛世期间，即开元盛世，由于皇帝唐玄宗逐渐疏忽朝政，他开始沉迷奢侈享乐，对国力的消耗加剧。此时，他依赖忠诚但野心勃勃的人物，如安禄山担任多个重要职位，而这一安排最终演变成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事态。

最后，府兵制，即士兵在战时为兵、平时为农的情形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为应对这一挑战而建立越骑制度（木柄直是慕冰之）同样未能持续久远。大规模战争与边患同时存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形式以维系战斗力并保证边境安全，因此才有必要进一步推行如今我们所见到的这样的系统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