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学中，农时不仅用来记录和表达农事活动，更是顺应、把握和利用宜农时令节气的艺术，是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智慧。自先秦时代起，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等文献，就开始讲述农时的知识。在这些早期文献中，虽然内容较为简朴，但已经体现出了对季节变化的观察与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等更为系统地将月令体例建立起来，这些作品成为后世重要的参考资料。它们不仅提供了具体的农业物候信息，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年历，为后来的各种农家月令书奠定了基础。例如，《四民月令》的出现，为后续许多类似著作，如唐朝韩鄂所著《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所著《农桑衣食撮要》，明朝桂见山所著《经世民事录》，清代丁宜曾所著《农圃便览》等提供了典范。

这些文本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自然规律认知的一种集成，而且还体现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了以农业为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乃至个人行为都有深远影响的一种周期性观念。

这种基于物候、天象及自然周期变化而形成的人类思维方式，被称作“圆道观念”，它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个哲学特征，对中国古代关于自然、历史以及价值观念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图式中的阴阳五行概念，也反映出对宇宙运行规律的一种理解，它将阴阳二气消长与天地运行相联系，同时通过五行指示物来解释季节变换，这种方法既合乎逻辑，又富于启发性。

最终，通过十二纪作为坐标建立起的一个标准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如何科学地思考并与自然环境互动。这一体系强调秩序、平衡与和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间关系，从而构建起了一套典型的农业社会行为约束机制。

总结来说，无论是金春峰先生提出的或其他学者研究过的问题，都表明中华民族通过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将自身从原始农业进化到高度文明，其思想哲学内涵得到了丰富，使其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