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中，农时不仅仅是记录农事活动的工具，更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顺应之道。作为“因时制宜”的实践者，先秦时代的文献，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等，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农事与季节变化的敏锐洞察和适应策略。

这些文献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月令体系，这些月令体例后来成为后世重要参考。《四民月令》被誉为中国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其后唐朝韩鄂、元代鲁明善、明朝桂见山等人的著作，如《四时纂要》、《农桑衣食撮要》、《经世民事录》，都以此为基础进行发展。

更值得一提的是，《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的出现，不仅提供了一套可行性的时间管理系统，也反映出一种农业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政策与天地自然运行相辅相成，以确保社会秩序与生态平衡。这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农业生产中的独特智慧，即将农业生产融入到更广泛的人类生活哲学中去。

金春峰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十二纪’即将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是这个图式即将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表示。”这表明，在吕书时代后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系统化的地理观念，并且这一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心理结构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