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学中，农时不仅用来记录和表达农事活动，更是顺应、把握和利用宜农时令节气的艺术，是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智慧。先秦时代就有《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文献讲述了这一概念。这些作品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月令体例，为后世提供了实用的指导。

《四民月令》被认为是中国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其后许多著作，如唐朝韩鄂的《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明朝桂见山的《经世民事录》，清代丁宜曾的《农圃便览》，都依循其格式进行发展。此外，《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不仅具备日常生活历能，还深刻反映出农业民族特有的文化思维模式。

这种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观念，不仅影响了国家政务，也体现在空间观念上，特别强调居住在地理中心的地位。在这个图式中，没有纯粹时间与空间概念，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主客观双方相互联系的一个具体时间与空间系统。“时间不是直线流逝，而是一种循环往复；空间不是无限扩展，而是在时间流转中随之变化。”(金春峰，《月令图示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影响）这种由物候、天象及农业活动周期性变化引发的轮回观念，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特色之一，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古人的自然观、历史观以及价值观。

在这个体系中，天地代表着万物生育的大自然，其运行规律包括阴阳五行内容，以阴阳消长来反映季节转换。而五行指示物则用于描述天地运转，其中包含合理成分。例如，在春季，由于草木繁荣披绿，故以木色青表示东方阳升之处。这一体系通过宇宙法则和自然规律来规范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间关系，从而建立起典型的人类行为约束机制，这强调的是秩序、平衡和和谐，并基于此规范人类社会行为。

金春峰先生指出，《吕氏春秋》的提出标志着“十二纪”即将成为国家政策指导思想，因此，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已经趋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