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农学中，农时不仅用于记录和表达农事活动，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宜农时令节气的顺应与把握，这便是农业生产中的“因时制宜”问题。作为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先生深入探讨了这一概念。

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都有详细描述农时的内容。在这些文献中，《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的形成标志着一个较为完整的月令体系，其后世影响深远。

《四民月令》，被誉为开创中国农家月令书，是后世许多类似著作如唐朝韩鄂的《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明朝桂见山的《经世民事录》，清代丁宜曾的《农圃便览》的典范。这些作品都借鉴了早期文本，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发展。

除了其历法功能，《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的更大意义在于它们体现了一种以农业为中心、文化思维模式。这一观念产生于东方古国——中华，在黄河流域文明发祥地得以完善，反映了当地特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

在这种体系下，国家政治、社会生活都围绕着时间周期组织，而不是简单线性的时间观念。金春峰教授指出，“时间不是直线流逝而是循环往复”，并且强调这个视角对于科学、哲学思想至关重要。

这样的圆满图式不仅包含天象变化，也包括地理环境，还融合阴阳五行理论，以此来解释自然界运行及季节转换。尽管看起来有些牵强，但它反映了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行为准则，对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套规范机制。

总之，月令图式通过十二纪系统化展示了一种独特思想方式，不仅界定了基本哲学范畴，还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世界理解的一部分，为传统哲学增添丰富内涵。而金春峰认为，这样的图式已经成为指导国家政策与活动的一个基础性框架，使得农业民族思维趋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