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勿略神父（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是最早到来东土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他这个大胆决定，是基于他对日本社会及其文化传统有深刻体验。在刚到日本时，沙勿略仍然保持穿一个欧洲修道士传统的服饰习惯。他从未脱下过象征圣洁的黑色修道服。根据与这修道服饰原则相关的道德规范，沙勿略把佛教僧侣华丽华丽、盛装出行视为罪恶和堕落。但他很快意识到东方传统文化对于服饰重视，这些外表上的装饰物就有助于提高徒威望。

利玛窦（Matthew Ricci, 1552-1610）是另一位知名的耶稣会士，他在1583年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并获得了两广总督郭制台和肇庆知府汪太守的大力接待。当时，他们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这一行为并非无意，而是为了避免被驱逐。为了上帝争取人心，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三棱镜及《几何原本》等。

1594年11月4日，利玛窦向耶稣会通报了他所做出的最重要决定，并解释说：“根据我在这个国度所得的经验，在这里要取得某种成果，就必须稳重行事并且有权威性。”他还说：“当开始建立友谊时，中国人总是穿这种服装会面的，我也必须同样。”

戚印平教授指出：“利玛窦易服的一系列细节，也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因为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士改穿中国儒衣，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而他的多次易服都是受制于所处社会现实情况，他改变形象是为了得到在异地生存及传教通行证。”

通过学习汉语和适应当地风俗习惯，不仅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还增强了他们信仰对外界影响力的展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还包括思考方式及行为规范。这正如洪若翰神父所言，“他们调整的是自己，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为了上帝争取人心’这一崇高理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接受或理解这些变化。在一些人的眼里，与手执讨饭棍、赤足行走相比，把宣讲耶稣会与讨饭相提并论，这样的看法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心理隔阂。不过，即使面临这样的挑战，那些虔诚信徒依然坚持己见，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给予力量，使得这一群手无寸铁的人能继续推动福音在世界各地扩散。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些来自遥远西方的地方人们踏上前往中国的大路时，其背后的故事既复杂又迷雾缭绕，而那件简单而又富含深意的小小衣物，却承载着巨大的意义，它们不仅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沟通，更是一种力量，最终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之间桥梁的一部分。这就是“传教士新衣”的真正魅力——它代表着一种跨越边界的情感交流，以及一种精神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