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历史的风云变幻中，1645年的夏天清兵如潮水般涌入南京，而李自成的生命也在九宫山上画上了句号。这个时候，南明与大顺都经历了艰难卓绝的一年，却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满清则稳坐江山。李万刚认为，这一切都与史可法联清灭李的决策有关，以及他缺乏调控诸将的智慧。在后世人们眼中，史可法虽然未能成就千秋之业，但却享受了忠烈之名，这种溢美之词充斥着对他的赞誉。

当时，史可法作为督师，他在江北指挥作战，当李自成和清军正处于鹤蚌相争的时候，这本应是明朝收复失地、重振雄风的大好时机。但是史可法却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奏章。他提出，只要清军能够杀掉李自成，即使是敌人，也算是为我们复仇。他希望借助义名和顺势，以国仇为先，并特赦前辜。这一建议显得过于宽厚，而且还提出使用兵力消灭所有不良分子，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得不这样做。

他还提议，如果清军到达河上，那么应该遣送使者去他们那里，然后再决定是否拒绝或迎接。然后，他请求朝廷迅速会集文武官员，一方面决定派遣使者直接到达清军主帅的手中，或通过九个酋长（多尔衮）传递信息，再准备金钱银币、官役等物资，并且要求这些工作要在月内完成，以便迅速行动。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能让“寇”（李自成）无名而死，同时一举歼灭敌人。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这一看法纯属空谈。面对两个敌人的同时存在——一个是“寇”，即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另一个是“虏”，即来自北方的满洲族征服者——史可法错失了唯一机会，让两股力量相互牵制，从而错过了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在这场博弈中，“寇”被迫逃离北京，而“虏”的主力也被牵制住无法兼顾小小的南明政权。这就是常言所说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但遗憾的是，小小南明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两面作战，更何况它刚成立且力量薄弱。而身为其最高领导层的人物中的重要人物——兵部尚书和首席将领史可法，却误判形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斗争，而对于外部威胁，则采取一种幻想性的态度，即希望能够利用外来势力的力量来抗击自己国内最大的威胁，从而忽视了真正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处理这些不同的危险？这样的错误战略选择，无疑是一次致命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