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万历皇帝朱翊钧以其独特的政治生态和权谋著称。他的三十年不上朝的故事，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描述，也是对明朝后期政治现象的一个缩影。

1615年的“梃击案”，标志着万历皇帝从长达25年的躲避政务状态中走出来。这场事件背后的背景，是关于太子继承权的问题。在当时，郑贵妃宠爱之极，而她所生的第三子朱常洵被提名为太子，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要求立长子的朱常洛为太子。

这个事件激起了群臣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此迫使万历皇帝不得不出面处理。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关心这件事情，而是因为它涉及到国本之争，如果没有干预，可能会被视为改变继承人选项的一种暗示。

此前，万历皇帝已经有了改变自己政务处理方式的念头，他开始利用“拖”字来应对各种难题。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策略并不奏效，最终在公众压力下，他还是决定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从此之后，万历皇帝进入了完全消极懈怠的状态，他发展出了所谓的“六不做”的习惯，即不郊、不亲自祭祀宗庙、不上朝、不接见大臣、不批示奏章、也不参加经筵讲席。这种行为虽然让人觉得他似乎失去了控制政局的情况，但实际上，他依然掌控着整个朝廷的大方向。

这得益于明朝完善内阁制度和司礼监制度。内阁官员负责向天地报告，并提出意见，而司礼监则由翰林院大学士指挥，以便更好地辅助皇帝进行决策。而这些机构都直接归属于宫廷内部管理，所以即便是最深入宫中的私事，都可以通过这些机制得到妥善处理，从而保证了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控制力。

因此，即使在30年未曾踏足殿堂的情况下，万历皇帝仍然能够有效地行使其作为一国之主的地位。这也反映出，在某些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会有人替代你去完成你的任务，使得你的存在感与否变得相对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