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普鲁士的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平民中产阶级仍然保持顺从态度。实际上，整个地主贵族（容克）被吸收入军事机构已成为统治者的政策，他们自觉利用军队作为在克累弗、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前条顿骑士团领地的地主家庭中灌输“全普鲁士”情感的工具。由于是年轻而人为的领地联合体，使忠诚于它的情感最初并非自然，为此更需要依靠显著的军事手段来加以灌输。重点内容放在义务、服从、服务与牺牲上。此外，大选帝侯及其继承者，对于以地主贵族为主要成员的等级会议即各地方议会实行压制。在压制大地主不满之际，统治者允许在军队中对地主阶级成员授予官职，并允许他们对自己的农民可以为所欲为。

普鲁士君主国建立在统治者与土地所有者的谅解之上，即后者同意承认统治者的政府，并愿意在他的军队中服役；但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土地所有者继续把自己的农民置于世袭受支配的地位。农奴制度在普鲁斯就如同东欧各地区一样盛行。在东普鲁斯，农民的情况与波兰农民相同悲惨。

普鲁士统治者认为，容克家族可以成为较好的军官，因为他们是在管辖自己农民习惯中的长大。而为了维护这些新生的高尚文化，将法律禁止出售“贵族”土地，即禁止将采邑售给非贵族的人。在法国，这种情况形成了对比，其中采邑权利简单变成了财产形式，不仅资产阶级甚至普通农夫也都能合法取得采邑并享有一笔领主或“封建贵族”的收益。

然而，在德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由于拥有不可变更的财产形式，每个社会层次被冻结了，因此中产阶级很难借助从事陆土贵族职业而进入贵族行列。总之，在德国没有什么独立精神可言。在东普鲁斯几乎没有什么古老城镇，而这类城市通常代表着文化传承和历史悠久性。而且，由于经济条件限制，那里的中产阶级并不富裕，其私有财物也不多典型的是公务员，他们为了政府工作，或管理庞大的王室产业，或依赖国家津贴或租金收入。

正是这样的特点，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是一位现实主义且粗俗的人，不喜欢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情，但他父亲、大选帝侯以及儿子——弗里德里希大帝却极其重视这一点。他非常节俭，对花费特别吝啬，以至他父亲曾经用于加冕典礼上的开销相比之下简直微不足道。而他以一种独特而严格父母般方式执掌国家，就像监管私人产业一样监督市政局面，用手杖惩罚疏忽职守的市民。他整天工作，也希望每个人都这样做。

他最爱的是他的兵力，他制定的政策都是为了强化这个力量。他身着露面的第一位 普魯士國王重新安排宫廷礼仪程序，将文官抑倒，使得军官占据中心位置。这也是闻名遐迩的事实：他对于身材高个子的兵才器重得不得了；成立一个特殊分队由来自世界各角落的大个子战士组成——彼得大帝甚至还从亚洲送来了几位高个子的战士。而他的训练方法、新颖演习，以及创立训练容克家族子弟的小学校校制度，都使该部队迅速壮大到八万三千人的规模，从四万增长到八万三千人。这场景也是当时任何其他城市无法匹敌：柏林人口达到十万，其中两万是兵力，这比例恐怕是全欧洲最高的一个。当他去世时，他留给继任者的不是空洞的话语，而是一笔七百万银币巨额资金用于维持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因为尽管他未亲征过战争，却精心打理好一切准备工作。

然后，一代又一代继任皇室领导人物，如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依仗此部森严铁腕般组织进行了一系列震撼欧洲局势改变的一举行动。例如，当奥匈帝国女皇玛丽亚·特蕾西娅接替查理六世之后，她试图通过她那所谓保证来保护她的新版图。但腓特烈二世不同意这种待遇，更别提那些等待的时候抱怨的声音响起。当其他国家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直接动用已经磨炼出的那支二十五萬人的軍隊进入西里西亚——这是霍亨索伦家族古老而模糊要求中的部分区域，它位于奥得河流域，是波希米亚王国的一部分，与勃兰登堡相邻。此举几乎让人口翻倍，同时增加工业价值，最终确立了新的世界秩序，让小小的一块地区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有着六百万人口和腓特烈创造出来二十五萬人的軍隊。如果只看人类成就，那么这样的转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是辛勤劳动换来的胜利。不论如何，被称作辛勤劳动换来的胜利，我们必须补充指出，如果单纯基于成就评价，那么这片土地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创新，是通过小本经营逐步积累起来并最终崛起的一个国家，它证明了坚持责任与努力能够获得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