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中后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它不仅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其思想和学术特点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制度，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儒学的地位得到提升，也预示着独尊儒术的趋势。

然而，关于这一制度背后的初衷和实际效果，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一方面认为，武帝通过罢黜百家而独尊六艺，其本意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并通过官方认可的儒家文化来加强王权。而另一方面，则提出这只是一个外表上的“官学”，实际上是为了打击异己、巩固统治，而非真正推崇儒术。

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它如何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操作，以至于成为能够为现实服务的工具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汉朝初期，由于先秦儒家的理想性质未能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因此董仲舒等人的贡献在于将儒家的理想目的寻找到了形而上的依据，并将其运用到了天人感应理论。这一理论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之间存在一种神圣关系提供了解释，使得灾异祥瑞之说得以形成并被用于干政。

接着，元帝以后，一些如仓、大小戴等人的代表人物，则发展出了礼仪之学，将其应用于各项宗教实践中，从而使得汉朝的 儒生形成了两个流派，一派专长灾异见证，一派擅长礼仪操作。这两者都有助于进一步塑造和固定了当时社会结构及统治秩序。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西汉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人格化倾向，即对天赋予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属性，以及对经典进行方术化处理，使得这些观念具有更强烈的人间正义色彩，从而增强其作为指导行为准则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