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鼎盛时期，节度使制度被推广至帝国内部，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则是多方面的。首先，大唐帝国疆域辽阔，难以全面有效地统治每一个角落，因此采取了间接统治的手段，如设立节度使和都护府来管理边疆地区。这种制度确实提高了当地行政效率，并促进了民族交流与稳固。在长期战争中，节度使还能协调后勤物资和军事需求，为中央政府提供财政税收。

然而，这种制度也带来了权力集中与分散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唐帝国对地方管控日渐减弱，而节度使制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这一制度既满足前线军需，又保障后勤补给，是一种双刃剑——既有其积极作用，也潜藏着危险。

在开元盛世期间，即便是如同开创者般威望高昂的唐玄宗，他自己也逐渐放纵于奢侈享乐，对朝政疏忽。这导致整个社会效应，最终形成了一种奢侈盛行的情景，对国家国力的消耗巨大。而年迈失明的皇帝需要依靠忠诚或野心勃勃的人才来辅佐自己，其中包括安禄山等人，他们掌握大量兵力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此外，由于府兵制即将崩溃，为了维持战斗力，设立了越骑制度，但它同样面临腐朽。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于地方管控已经很弱，而节度使作为一种强大的地方势力，不仅能够维系边疆秩序，还能为中央政府提供重要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扩展自己的权力基础。

综上所述，当时的大唐帝国之所以允许、甚至鼓励节度使在内部兴起，与其庞大的领土面积、内忧外患以及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转移有关。此举虽然暂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埋下了未来可能爆发严重危机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