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代至今，帝王的崛起方式各异。秦帝国的建立是长期列国争霸的结果，而晋、隋、唐、宋则是旧政权内部大贵族和军阀反叛夺取权力的模式。元和清朝则是由外部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侵导致中原汉族政权解体，从而形成了异族统治。除了汉和明两朝，这两个国家都是通过农民起义长期战争所建立，亦即“匹夫之勇”造就。

汉和明这两种政权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像其他朝代统治集团内部领导权归属早已确定。此举如同秦始皇灭六国需要商鞅变法六十年的积累；晋皇室司马氏从曹魏时期的司马懿开始就已经拥有威望；隋文帝在灭周前就在朝中掌握总揽大权；唐高祖、宋太祖都是军阀早已自成一家，而元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了中原汉族政权。

其次，汉和明初年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起事者”共同组成了一个豪强集团，其中有主从关系（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但许多成员都有重大功勋、军事实力及资本，有着所谓“功高震主”的地位。不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与其他成员间存在复杂的情感纠葛，即既像是主仆，又像是兄弟。这类“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构成了绝对性威胁意味。

李自成集团和洪秀全集团也具有上述特征，但最终覆灭正是这些特征发作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汉明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在打天下的任务结束之后立刻面临豪强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只有渡过这个危机才能谈得上稳固。而因此，我们看到唯独在汉与明初年发生了大规模杀戮功臣的情形，如刘邦用几年时间除去韩信等异姓王，或朱元璋稳扎稳打消灭李善长等所有一起“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临死前解决最后一个潜在威胁蓝玉。

韩信的话语虽然悲观，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情感或道德问题，是关于政治本质的问题。一旦涉及到政治，一切诗意画面的忠义都会烟消云散。当面对手下众多战绩辉煌智谋超群的人才时，朱元璋能否躺在兄弟情谊上安然入睡？就算他愿意心怀仁慈，对方仍难保不生疑虑，因为巨大的力量背后的巨大压力谁都承受不住，只要不是超凡脱俗。如果称兄道弟意味着平等，那便极具危险性。在患难相助成为团结的事业之基石一旦达到幸福共享阶段，它们变得对中央集權构成巨大的威胁，最终可能引发血流成河式的大屠杀。相比之下，比如曹操、李渊或赵匡胤最初就很清楚彼此之间的地位简单且安全。

帝国内部家族统治整个世界上的家族，其认识关于力量，并非基于公信，而是基于血液。在流动相同血液的人之间，可以分享这种力量。所以，“异姓王”必被刘邦铲除，而徐达等势力也不见容于朱元璋解决方案仍然就是让别人的血流尽，或者将一切控制在自己亲人手中。一方面，让那些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失去生命，一方面努力使所有关键职务落入自己家人手里，这样做可以确保政治结构不会因为外界因素而动摇。但这一切，无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心理斗争，以及不断进行屠杀以维持家庭统治者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