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起那些声震天下的别动队，它们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集结，还是政权、警力、宪兵和特务五大系统的综合体，被誉为“万应如意膏”。在其鼎盛时期，它下辖5个纵队，统领24,000名精锐队员和3个师的正规军。装备先进，战斗力强悍，一支中队曾经抵挡了方志敏部的一个师。

别动队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更是半个江西、鄂东地区的“军政府”。它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制、“义勇壮丁”和民兵组织，对近千万居民生活死活有绝对控制。在1933年至抗战前夕，它在广阔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参与县政府工作甚至让中队长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负责监视民间活动、整顿军纪以及管理交通。在南昌行营明文规定，有8,000名便衣特务，可以调动当地正规一连兵力，并可以使用公私车辆进入任何场所，这些特权得到切实保障。康泽记得，在南昌一次剧院事件，一群别动队特务因争夺座位而打架，但事后那位副官因为违反纪律被撤职；另一次，由于临时征用一名师长车辆，不幸发生冲突，蒋介石亲自干预并训斥那个倒霉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传言它是“御林军”、“监军”，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即使抗战爆发后由其改编成部队仍然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于这支特殊部隊，有些西方学者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该团体推广教育、恢复生产并重建秩序，其渗透到贵州及四川，也为八年抗战提供了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短暂五年的历史中，该团体建立了数百个集中营，用砍头、挖心等野蛮手段处决十万多人。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时，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才被发现，那些残留着火烧刀砍痕迹的人类遗骸，就像仰望天际一样静静躺在山野之间。

在这短暂五年的历史里，该团体既以“秩序”、“扶助春耕”、“复兴农村”自居，又伴随着令人窒息的血腥与大量死亡。这背后的始作俑者康泽，则有两种截然相反外号：“康青天”与“康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