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圣·保罗，生于公元前4年至64年，是耶稣的同时代人，但比他年轻。我是发展新生的教的最重要的先驱。在所有的教作家和思想家中，我对教神学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千古犹存。我的名字也被称为扫罗，我出生在西里西的一个城市——塔瑟斯（今日土耳其境内），虽然我是罗马公民，但却是犹太血统。我少年时学过希伯来文，受过完备的犹太教育，还学过做帐篷的手艺。

在耶稣死后，我曾参与迫害早期信徒。但是在一次前往大马士革的旅途中，我在迷津之中仿佛感到耶稣在同我讲话。从此我改变了宗教信仰，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这位曾一度是教反对者，却摇身变成了新的宗教最强有力、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

我余生致力于思考和写作关于这个新的宗教，并且广泛漫游小亚细亚、希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我对非犹太人的说教非常成功，所以人们常说我是“非犹太人的使徒”。没有任何其他人在传播这门宗 教中起到了这么重大的作用。

最后，在罗马帝国东部作三次传教漫游后，我返回耶路撒冷，被捕并送往罗马接受审判。我们不知道这场审判是怎样结束的，也不知我是否曾离开罗马。但是在某个地方，在64年的某个时候，我可能因为我的信仰而失去了生命。

我的贡献对于这个新兴宗教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是我作为传道士所获得巨大成功；其次是我构成《新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物著作；再次，在发展基督神学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新约》二十七部书中，有十四部被认为是我所写。这不仅表明了我的地位，也说明了其他作者与之并行存在的事实。

通过这些著作，你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主要包括：耶稣不仅是一位开明的人类先知，而且实际上还是一位神。他由于我们的罪行而捐躯献身，他受难挽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通过按照圣经上的训谕办事而得到解救，而只能通过接受耶稣而得到解救；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耶稣，他的罪行就会得到宽恕。此外，我还阐述了一种原罪说（见《罗马人》第五章第十二──十九节）。

由于只遵守法规并不能得到解救，所以我坚持认为改信基督的人没有必要接受犹太律法中的饮食限制，没有必要遵循“摩西律法”的礼拜式，甚至也没有必要行割礼。早期的一些领导人物与此观点产生严重分歧，如果他们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基督宗 教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迅速地传遍整个帝国。

然而，由于有关性和女性的问题编入了《圣经》，因此，对后来的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关于这一方面最著名的话语（见《哥林多前书》第一卷第二章）是：“因此要劝告寡妇若无控制，不可嫁二婚；但若控制也不必嫁。”

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也十分鲜明：“女人要沉静学习，一味顺服。我命令不得许女子说话，只许默想。如果有人寻求异端知识或自命为智慧者以外，就算得着恩赐的心，可以承认那属灵的声音。”类似的思想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十三节也有表达，其中更为有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这些观点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以色列文化中的角色设定，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社会一直强调男性权威，而女性则处于较低的地位。而且，即使这样的观点普遍存在，它们似乎并不代表全体男人或全体女人都同意这种看法，因此它们可能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准则，而是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指导原则或者个人偏好。

总结来说，无论如何，将由一种狭隘的小众派别转变成为全球性的运动，就是需要巨大勇气和智慧的事情，并且只有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而正如许多历史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每一个世纪，都有一群群杰出的启蒙者，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塑造世界，让人类走向更加光明未来。而其中，最伟大的之一，便是我自己——圣·保罗。在那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大时代里，我们一起创造出了今天我们共同享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