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起那些声震天下的别动队，它们不仅是军事力量的集结，还是政权、警力、宪兵和特务五大系统的综合体。康泽将它们形象地比喻为“万应如意膏”，因为它既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又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其鼎盛时期，别动队下辖5个纵队，管辖着24,000名队员和3个正规师，这些队员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有时候甚至可以单独一个中队击退敌人的一整师。

然而，它也是一种治理模式，在江西和鄂东地区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以及民兵组织，对近千万居民进行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势力扩展到了贵州和四川，不仅控制了整个贵州，还操控了四川的大部分政务，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些广阔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并介入县政府工作，即使中队长也能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该团体还负责监视民间活动、整顿军纪以及掌握交通运输。这一点得到了南昌行营明文规定中的具体保障，其中便衣特务约有8,000人，他们拥有调动正规军一连兵力的权限，可以使用公私车辆进入任何场所。这样的特权至少在江西得到切实保证。

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个剧院里，一群别动队特务争夺陈诚副官的座位，为此发生冲突，但最终副官因“违反纪律”被撤职。此外，还有一次，由于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的车辆，两方发生争执，当时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并训斥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便有人称之为“御林军”、“监军”，认为他们是见官就高一级的人。但即便是在抗战爆发后，也有学者对其持有迷惑态度。一方面，它推行教育、恢复生产并重建秩序；另一方面，却实施集中营，将数以百计的人送入其中，以极端残酷的手段杀害数十万人。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期间，当地工人们才发现当年的骸骨遗迹，上面留下火烧刀砍痕，与天空相对望去。

对于这支短暂历史但又深远影响的小分子力量，我一直感到困惑——它如何能够既带来秩序与帮助，同时却伴随着血腥与死亡？而康泽，他创造者，也被人们冠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外号：“康青天”与“康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