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普鲁士的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平民中产阶级仍然保持顺从态度。实际上，他们将整个地主贵族（容克）吸收进军事机构，这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政策。他们自觉地利用军队作为在克累弗、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前条顿骑士团领地的地主家庭中灌输“全普鲁士”心理的工具。由于普鲁士是一个年轻且人为组合的领地联合体，这使得最初对它忠诚的情感并不自然，因此更需要依靠明显的军事手段来加以灌输。

灌输重点放在义务、服从、服务和牺牲上。此外，军事美德之所以成为整个普鲁士男性贵族的特点，也还应归因于该国人口数量少。在法国，大约有五万名男性成年贵族，但其中只有少数人经常在军队任职。而在普ruys，有几乎所有容克家族成员都穿着制服。

此外，大选帝侯及其继承者，就像所有主义统治者一样，对于以地主贵族为主要成员的等级会议即各地议会实行压制。为了平息大地主的不满，统治者允许在军队中对地主阶级成员授予官职，还允许他们对自己的农民可以为所欲为。普鲁士君主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统治者与地主乡绅间的谅解之上的，即后者同意承认统治者的政府，并愿意在他的军队中服役；但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这些乡绅继续把自己的农民置于世袭受支配的地位。

农奴制盛行于东欧各地区，在东普鲁士，与波兰农民一样悲惨。在东方部落生活习性培养出容克这类人物，他们认为这种背景最适合训练出优秀的人才。此外，法律禁止出售“贵族”土地，即禁止将采邑售给非贵族的人，以维护这个阶层稳定。

相比之下，在法国，则形成了不同的情况：采邑权利简单变成了财产形式，而资产阶级乃至农民也都可以合法取得采邑并享有一笔领主或“封建贵族”的收益。在这里，每个阶层被冻结，不可能发生改变。这导致资产阶级缺乏独立精神，而中产阶级则更是如此。在东方 普罗伊斯，没有什么德国老城镇，而且那里的小市民并不富裕，也没有太多私有财产。

典型中的商人分子是官员，他们代表政府工作，或担任庞大的王室产业，或依赖国家津贴或租金来雇佣企业。他们以其正直和效率著称。但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无论如何，都比其他地方更加顺从高雅文化，更害怕起义或者任何形式的事物。而这样的情况，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他鄙视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情，只关注现实与实用价值。他节俭到极点，将皇家费用削减四分之三，用一种父亲般严厉的手段管理国家，如同监督私人的采邑一般，对那些玩忽职守的小市民使用手杖进行惩罚。

他热爱他的新成立的大规模现代化军队，他创立了一些新的训练方法和演习程序，以及一个专门培训容克子弟的地方长官学校，并采用了一种新的招募制度，让每个团都拥有一个指定兵源区域。这让柏林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其中两万都是兵员，使得当时欧洲任何城市都不及其比例密集度高。他留给继承人的七百万银币用于购买武器装备，是因为他实际上并未亲自参与过战斗。

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也被称作腓特烈大帝），便利用这一切，为欧洲带来了震惊。当奥匈帝国查理六世去世后，他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开始继承各种权力时，当其他国家犹豫不决时，腓特烈二世却悄无声息调动了部队进入西里西亚，一片混乱随即爆发。他没有发出通知就行动，因为霍亨索伦家族曾经提出了古老而模糊的一些要求关于西里的控制权。加入到普魯斯國後，這個國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並且獲得了宝貴工業，从而建立起一個巨大的國家，有六百萬人口並由腓特烈創立二十萬人的軍隊。如果從成果來看，那麼這是一個奇蹟般創造出來的一個國家，它由辛勤工作與負責任換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