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普鲁士的社会发展和阶级结构，平民中产阶级仍然保持顺从态度。实际上，军队已经成为统治者政策中吸收地主贵族（容克）进入军事机构的一种手段。他们自觉地利用军队来灌输“全普鲁士”情感于各个领地的地主家庭之中。作为一个年轻而人为的联合体，普鲁士最初并没有自然产生对它忠诚的情感，因此更需要明显的军事手段来加以强化。在灌输过程中，重点放在了义务、服从、服务和牺牲上。

此外，大选帝侯及其继承者，如同所有主义统治者一样，对于由地主贵族组成的等级会议，即各地方议会实行压制。为了平息大土地所有者的不满，他们允许在军队中授予官职，并允许这些成员对自己的农民施加极端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普鲁士君国建立在统治者与土地贵族之间谅解的基础之上，即后者同意承认统治者的政府，并愿意在其军队服役；但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土地贵族继续把自己的农民置于世袭受支配的地位。农奴制度在普鲁士如同东欧其他地区一样盛行，在东普鲁士，这种状况与波兰农民的情况相同。

由于容克家族成员习惯于管辖农民，因此他们被认为是较好的军官。此外，由法律规定，“贵族”土地不得出售，即禁止将采邑售给非贵族人，这有助于维护军官阶层。在法国，这一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采邑权利简单变成了财产形式，使得资产阶级乃至普通农民都能合法取得采邑并享受领主或封建貴族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生这样的转变，因为每个阶级都被固定在地位。而因此，资产阶级缺乏独立精神几乎无存在感。这也反映出，在东普鲁士几乎不存在德国老城镇的情况，以及当时 普魯西亞 的中产阶级并不富裕且拥有私人财产有限。

典型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文官，他们为政府工作，或担任庞大的王室产业或依赖国家津贴企业的人员或租赁人员。正直和效率使得来自大选帝侯时代起就著名的人文行政部门得到肯定。但相对于其他地方中的同类群体，更表现出顺从性以及对国家及尤其是对軍隊畏懼。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进一步推动了这些特征。他是一位现实而粗俗的人，对文化气息的事物持有蔑视态度，与他父亲和祖父（大选帝侯）以及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同，他关注这个领域。他非常吝啬，将皇家开支削减四分之三。他节省到即使用于他的加冕仪式，也只花费银币2,547元，而他父亲曾经花费500万美元。此后的方式，他像管理个人采邑那样监督国家，用破旧的手杖惩罚市政失职行为。他整天忙碌，也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做。

他爱好的是他的軍隊，为这个目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他身着露面，是第一位露面穿着皇冠国王之一；重新安排宫廷礼仪程序，以尊重軍官而抑制文官；热衷于高个子的兵卒，有一个特别部队由来自世界各地高个子的兵卒组成，从彼得大帝那里甚至来了几名亚洲来的；规定新训练方法和演习规则，并创立了一所培养容克子弟为未来指挥官学校，同时确立新的招募制度，每个团都有一个指定来源区域（这是在欧洲长期有效的一种招募方式）。他的部队增加到了八万三千人，当时柏林人口达到十万，其中两万是兵卒，使柏林成为任何城市中的最具代表性比例之一。当他去世时，他留给继任者的遗产包括七百万银币用于战争开支，但因为未亲自作战，所以并未亲自发动战争。

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是依靠这支強大的軍隊與這筆巨额資金震惊整个歐洲。当奥地利查理六世去世后，其女玛丽亚·特蕾西亚开始继承各种权力，而整个欧洲对于“国事诏书”的保证持观望态度。当其他国家犹豫不决时，弗里德里希便秘密调动部署进攻西里的计划，没有发出通知就调动部署进攻西里的计划，而霍亨索伦家族曾提出过古老而含糊要求关于该地区。这次行动迅速扩展人口数量近倍，加强工业力量，使得这一地区加入了强大的王朝，并让它成为拥有600多万人口及20多万人的庞大人力资源体系，从此改变了政治格局，让人们认识到这是辛勤劳动与责任所换取成功的一个奇迹建立起来的一个小巧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