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前夕，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后，南京便成为了日本军队的下一个目标。面对来自华东和华中的两面夹击，国民政府迅速转移至武汉，但武汉仍然难以抵御日军的进攻。

随后中央政府继续西迁，最终选择重庆作为新的临时首都，而非成都。这一决定背后隐藏着多层复杂的情节。与唐玄宗逃往四川避免安史之乱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比起平原城市成都，这座山城重庆提供了更为立体的地理优势，以防空和阻挡敌机。

其次，重庆拥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较好的物资运输条件。在国民政府西迁过程中，不仅携带大量文件，还有无数军需物资需要紧急转移，而这正是铁路连接成为关键因素的情况。然而当时成渝之间并无铁路线，使得从重庆向成都运送物资变得极为困难。

最后，为维持民心士气而言，将首都设于偏安一隅的地方可能会导致人们失去信心。历史上，如张献忠、刘禅及李隆基等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偏安一隅”的形象。如果将此类形象强加于当时的人们，无疑会削弱他们对抗日斗争的决心。而将首都设定于能够有效地进行抵抗并影响周边地区的情境，则能增强人民对于国家未来的希望。此外，由于重庆地处长江沿岸且交通便利，它不仅能保障中央政府机构稳定的运作，也使得整个中国国内保持了一定的凝聚力和抵抗意志。